“我从宁夏来到广州，发现广东人喜欢在吃饭前先喝汤。”话音刚落，同学们纷纷抬起头来，把目光聚焦在讲台中央。
他的两鬓虽掺杂些斑白，但他的身板强健，迈着大步从台下径直走上讲台。我们与“记者”王健的初次见面，是在这场“新闻情怀”讲座中进行的。
无疑，“长江韬奋奖”对于每个新闻工作者来说，是最高荣誉奖。斩获中国新闻奖，又将长江韬奋奖收入囊中的他，一下子成为新闻系学生的偶像。
入乡随俗、平易近人是我们对他的初印象。一次偶然的课后，我们鼓起勇气，邀请他成为我们的采访对象。
“老师，我是甘肃的，也算您半个老乡。”
“你是甘肃哪里的”，他面带微笑地问道。
“平凉的。我们对您的记者经历很感兴趣，可以约个时间聊一下吗？”
王健不假思索，马上答应了。
就这样，我们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在网上翻阅相关资料后，开始了我们的对话。
凭借一腔热血，重燃新闻理想
“可以说，相机改变了我的人生。”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拥有一台相机，是极其不易的事情。他一边用手比划着，一边说：“我有个姨父，他特别爱拍照，就送了我一台照相机。我没事呢，就拿着它给同学们拍拍照，还能挣下点零花钱。”还在宁夏大学读中文系大三的王健，被系里的老师看到了他摄影的本领。于是他被推荐到天津师范大学进修新闻专业。
王健经过一番深造后，回到宁夏大学，成为新闻专业的青年教师。
教书五年后，中国正值打开国门的热潮。“改革开放初期，人们对国外感到很稀奇，我也想出去转一转。”王健到了外贸公司，一干就是十年。
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落实，外贸行业有了高速发展。1999年，在新闻改革的浪潮中，他正在创报的学生邀请他一同办报。
是公务员？是事业单位？还是民工？王健没想这些名分，凭借自身对新闻事业的一腔热血，他毅然答应这份邀请，正式进入报业。
“中国有句老话叫‘士为知己者死’。我这学生也是心大，刚开始那段时间，拿自己的钱给我发工资。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学生自掏腰包，他对新闻事业已经热爱到这种程度啦！”说到这里时，他的声调不自觉提高了，眼里的光是那样透亮。
记者，要为百姓解决问题
《固原羊只“上夜班”》是03年王健获中国新闻奖的通讯作品。这篇文章登上《宁夏日报》头版头条后，却让他被领导“约谈了”。
2003年，王健是《宁夏日报》驻宁夏西海固地区的驻站记者。那时，宁夏正率先实行“封山禁牧”政策。白天有干部在山口守着不让牧民上山放羊，牧民被要求把羊圈起来养。
为进一步了解该政策对老百姓的影响，“王健老师几乎把每个乡镇、每个村都采访一遍，采访得特别扎实。” 王健的徒弟，现任《新消息报》记者武晓瑜回忆道。
有一次，王健采访得很晚。正要坐车回去记者站时，他看到有农民把羊往山上赶。他立即走下车，与放羊的牧民攀谈起来。虽然王健身上没有携带设备，但牧民在对话中大抵猜到王健的身份，就赶着羊群下山了。
高度的新闻敏感让王健迅速抓住该现象。一个月时间里，他一到晚上就上山找寻“上夜班”的羊，清晨一大早就等着羊群“下班”与牧民了解情况。终于他得出结论：为了恢复生态，羊也不让放了，部分地方饲草出现缺口。牧民只能让羊偷偷“上夜班”。
《宁夏日报》报业集团总编辑助理张强，与我们分享了他与王健难忘的合作经历：“当时我在《宁夏日报》总编室值夜班，看到王健从驻守的固原市发来通讯《固原的羊只“上夜班”》，感觉是一篇能获新闻奖的稿件。但由于当天没有好的版面位置，我打电话给王健说明情况。当得知采访背后的细节，更坚定了我对这篇稿件的重视和判断。”
但是，报道出来以后，固原市的副书记却找到了王健。王健表示：在农民的负担尚未解决之前，就不让羊出来吃草，太操之过急了。
“虽然领导刚开始看了有点不高兴，觉得有损形象，但是他这弯一转过来以后，他还是与老百姓共情的，是帮助他们的。所以我们后来成了朋友，到现在还有联系。”
在这之后，自治区政府加大对西海固的资金扶持，通过采购青贮饲料，解决禁牧之后牧民的后顾之忧。
“王健老师是个有心人”。武晓瑜边向我们展示稿件，边说：“我们好多记者，包括曾经的我也是，在路上看到很敏感的现象，咔咔拍两张照片就走了。就像有人偷偷放牧这件事，普通的报道就会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，指责老百姓什么都不懂，去曝光、指责。但王健老师就会和牧民聊天，去深挖背后原因。”
监督性报道的背后，不是让领导一级一级地问责。这样只会陷入恶性循环，真正的问题却没有解决，最后苦的还是老百姓。
“做记者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百姓解决问题。”王健稍微俯身，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：“你们学了新闻以后，就一定要当一个记者。通过你的笔、你的相机，改变那个地方的命运。”
（张强老师供图）
王健在固原驻站期间，固原市连着下了好几天大雨。西北常年干旱，大片的黄土地上几乎很难看见有绿植覆盖。松散的土质经不起这般折磨，山体就随着雨水倾倒而下。
事情一发生，王健从当地农民那得到消息，带着一个年轻记者就往德隆县跑。当时要采访报道这类型事件，需向上级报备。
“我是记者，是要到新闻现场，去看新闻事实的。”王健顾不上规矩条例和自身安危，义无反顾上了山。
“我们到山上以后一看，那个农民的家都很惨。房子都被压塌了，牛呀、羊呀也被埋着，幸好人及时地跑出来了。”他立马拿起手中的武器，拍下现场情况。
下山后，正当王健准备回去报道此事，当地县委书记来到现场。为更好了解此事，王健又紧随其后，爬上了山。
随后，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来了。此时，王健已是第三次上山，当时他就感觉自己的膝盖不太对劲了。
“等到市委书记采访完、市长他们走了以后，诶，我不会走路了。实际上就是太激烈，把膝盖磨伤了。”为报道隆德县梁家湾山体滑坡事件，他的膝关节已严重受伤。
现场拉了警戒线后，王健还是想再一次走到新闻现场去。最后，固原市领导让武警官兵把“不会走路”的王健抬下了山。
“如果没有记者去，也许当地领导还不能这么快关注到此事。这时候，你作为一个记者，会体会到你存在的价值，就是帮当地人解决当地的问题。”王健投来期待的目光。
记者，应能吃苦
“这里也是旱得够呛，这多长时间没下雨了？”微风渐起，采访的中途突然下起了雨，带来一丝凉意。
“炕用什么烧？你观察了没有?” 王健侧过头来问道。
“用玉米烧吗？就是那种玉米杆子。”
西北的冬天，寒风径直地往身上蹿，冷的刺骨。放一些燃料在炕下的炉子里烧着，不仅取暖效果非常好，而且还经济实惠。如今，不少农村家庭仍沿用烧土炕这种过冬的取暖方式。
“你们学新闻的，一定要善于观察。除了玉米以外，还有牛粪、树叶子。把牛粪晒干以后，和玉米杆掺一起，再加点树叶子放到炕洞里，它能着很长时间”，王健饶有兴致地说。“但是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你回老家待一段时间以后，你身上就有味儿，牛粪的味儿。”
“做记者呢，要能吃苦，还要能适应环境。”
“有一次我和同行记者因结束采访时间太晚，借宿农民家。我们住的房间，平常没有人住。你想想里头的虱子、臭虫，得饿多长时间了啊。”王健停顿了一会儿，接着说：“一旦进去，它就来劲了，能把我们身上的血都吃光，而且它们会依附在衣服上。第二天还要接着采访呢，所以我们就把身上的衣服脱光，把衣服都装在摄影包里，把拉链拉好。到第二天起来的时候，赶紧把身上可能有的小虫子全部打光，再把衣服一穿。”说完，王健不忘掸了掸衣服的袖子。
“就这种生活，你必须要能过，不能说是因为怕虫子咬，怕炕上有味儿。”
从十六大开始，我国允许地方记者代表参会。还没来得及拿到记者证的王健接到任务后，匆匆赶往目的地。02年，互联网尚未普及，要把新闻稿发往地方报社，只有在会议中心才能做到。
没有采访证的他，无法进入会议中心。
王健在好友的帮助下，去民族画报社发稿。发完稿件的那晚，他错过了进入宾馆的时间。他低头指了指跑道上的影子。“我在宾馆门口来回踱步着。那时候就像这样，影子一会儿长、一会儿短。风吹得树叶沙沙响，那冻的呀。”
在冷风中的他，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：我明明是在为党工作，怎么落了个没地方住、没地方发稿的地步。
一切困难都不是借口。第二天，他再一次鼓足干劲。“我把两台摄像机挂在胸前，同行的一位代表一下子注意到了我。”王健抓住机会，通过与代表交流对话，迅速建立起信任。在这样一个“机缘巧合”中，他获得那位代表的随员证，顺利地完成采访任务。
“干记者就得这样干，就得吃苦。不光是吃苦，还得有智慧、有能力，要想办法克服困难。不能说‘没办法’、‘没条件’就不发稿了，这都不是理由。”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我们，声音坚定而有力。
记者，铁肩担道义
“母亲的善良对我性格的塑造有很大影响。”
石嘴山矿务局职工医院，是王健母亲工作的地方。石嘴山有个煤矿，这个医院主要是为煤矿工作者服务，是矿区医院。“在山沟沟里面，方圆几十里都没有医院。人生病了，都要跑到这里来看病。没有交通工具，没有饭馆、旅馆等生活设施，上午没看完病的人只能坐着，啃干馒头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母亲看到吃不上饭也没法休息的人，就把他们领到家里来吃饭。我当时在想，老妈把素不相识、就是个陌路人，领到家里来吃饭是为什么？”
王健没有问，只是在与形形色色的人的接触中，默默地思考、观察……
张强介绍说，“五六十年代，为支援新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，一大批响应党的号召的有识之士，从祖国四面八方举家迁入宁夏工作生活。而王健是这些家庭中的一员。”
王健年轻时，在外贸公司的时候就到处跑，香港、日本、美国、乌克兰、阿根廷……这些地方都有他的身影。
“可我的父母在宁夏嘛，学也是在那上的。”正值西部大开发需要人才建设时，见识过更广阔世界的王健说“我不是安分守己的人，喜欢挑战、喜欢创新”，便回到了宁夏。
“‘本报记者’它不是一个标签，它是一个荣誉、是一种责任。既然有了这个本报记者的称呼，你可以实现你的新闻理想、新闻情怀。”二十多年来的记者经历，王健早已形成高度的社会责任感。
“在偏远的地区，考上大学却交不起学费的事情经常发生。”王健带着这份责任心，资助多名学生完成学业。
“资助一个孩子，确实费劲。但当他成才以后，回馈社会时，自己就会有成就感。”自身力量有限，王健借助身为记者的人脉资源，发动企业家帮助更多的人。
“王健老师很懂得感恩，是个尊师重道的人。” 宁夏大学2022级研究生封宏砚师姐如此评价道。
王庆同老师对当了记者的王健依然尽力提携助推，经他精心指导修改完成的论文《改文风是走转改的落脚点》，获宁夏新闻奖评比一等奖。
2004年，由于白天采访, 熬夜写稿, 长时间的生物钟颠倒, 王健得了急性脑梗。
封宏砚紧接着说：“术后，本应是要好好休养，王健老师却接下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新闻摄像课的任务，以这样的方式回报他的恩师。”
2009年，宁夏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建设“沿黄城市带”打造“黄河金岸”的重大战略决策。站在大的定位上，王健认为这与宁夏的整个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。王健策划并参与“徒步黄河金岸”大型采访报道活动，深度宣传了这一决策。
“黄河流经宁夏的路段并没有车。王健老师从头到尾参与着，用脚板丈量了黄河流经宁夏近397公里流域。”武晓瑜称赞着说。
“他更像个师傅，在徒步黄河金岸不同站点时，手把手教不同的年轻记者，毫无保留地指导当年还是新人的我。”武晓瑜感激地说。
他接着说：“2009年，王健老师已成为总编。没有上下级之分，他把团队业务分工得很明确，每一项工作都能带动起来，就像过去的师徒关系。”
倾囊相授，岁月兼程。王健从如何发现新闻、如何采访新闻、如何写作新闻到如何呈现新闻，一步一步培养新人。
（图为武晓瑜老师拍摄）
尊重新闻事业，敬畏记者职业
“我引以为傲的身份是‘本报记者’。回顾自己走过的路，我从未抹黑‘本报记者’。”王健十分自豪。
宁夏不同于广东等人文大省，文化积淀相对不够深厚。特别是相比起北京的中央级媒体，无法报道重大主题的新闻。
王健的学生得了长江韬奋奖后，他说“宁夏人也能拿这个奖！”抱着为单位争光，为宁夏争光的信念，他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，登上中国新闻界的“珠穆朗玛峰”，斩获长江韬奋奖。
（张强老师供图）
“这两天课上，我看到有同学在疫情主题的摄像作业上，引用了中央电视台的消息。这个地方就做的特别好。”我们生在移动互联网时代，受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影响，对主流媒体没有较深的接触，不自觉地将其淡忘。
“像疫情的发布级别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发。用中央电视台的资料去印证这件事，让视频更具真实性和权威性”，王健接着说。
“不管互联网发展多么迅速，但我们仍要受到主流媒体的影响。”这是王健对传统媒体的态度。
互联网还没发展前，传统媒体就像供销社。顾客站在柜台前告诉售货员要什么商品，然后售货员往里边拿，拿到什么就是什么，没有选择和换新的机会。到了PC 端的互联网时代，媒体就像朝市。顾客可以走进柜台，在货架前随意挑选、触碰商品。如今自媒体时代，媒体就像电商。人们不仅可以买东西，还能卖东西。
武晓瑜生动地给我们打了个比方。面对这一挑战，仍在传统媒体工作的他平淡地说道，“好难过，但这是好事。”
（图为采访武晓瑜老师）
对于职业记者来说，自己不再受众的唯一选择。自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架构，破坏了传统媒体已经形成的既定规矩。人们对于记者的认可感在下降，记者的价值和重要性似乎随之弱化。对于受众来说，如今新闻的来源多样，发声的渠道增加，是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。
“技术在发展，媒体制度却在倒退。”信息传播的门槛降低，自媒体泛滥、同质化等现象层出不穷，这要求国民整体的素质水平和对新信息的辨识度要提高。“传统记者更应借助技术的发展，以理性、客观、专业的视角呈现新闻。”武晓瑜总结道。
在新闻情怀讲座中，王健不禁感慨：新闻从业者在如今飞速发展的时代，也应该不断学习，洞察时代变化、捕捉时代精神、跟上时代的脚步，同时也要有终身学习的精神。
作为见证了传统媒体更新迭代的新闻工作者，张强说“新媒体时代，内容依然为王”
他在采访中留下这样一句话：“对职场的呵护和遵守，对职责的担当和敬畏，对职业的热爱和专注。想对的事，说对的话，交对的人，干对的事，永不言倦，行动快捷！”
守望新闻岁月，你我皆是续集
“还有半个小时，我应该能赶回去。我现在每天都要走十公里呢！”我们瞪大眼睛，惊讶地看了看王健老师。这是他在同学聚会上，写下的小目标。
国家有“五年一个规划”，王健有“五年一个目标”。“我在传统媒体干了这么多年，要是当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头，身上的知识就都浪费了。我来到学校和学生们接触，传授一些经验。在假期之余，可以好好看看广东这个改革开放前沿的地方，再把我想去的潮汕地区跑个遍，挖掘它的美食。五年后，我再出本书！”他说这段话时有所停顿，其中夹杂着许多语气词，但却又如此清晰。
新闻系的一个会议里，王健一句：“我不求名，不求利，到这里来只希望尽所能地发挥我的余热”打动了在场的老师。
“你们看，这是我徒弟前几天在山上偶然拍到的卫星发射。”王健把手机递向我们。
11月的宁夏，白天平均温度在10℃，晚上仅有5℃，山上早已积满了雪。“我们那现在冻得很，山上的雪坚实得很。”王健眼里闪耀着自豪的光芒，“如果我的徒弟天天待在家里头，怎么能‘偶遇’到这样的场景。”他露出欣慰的笑容
“他就像一个长辈，很温暖。”武晓瑜在结束采访后，在聊天框中留下这样一句话。
“不管哪个员工、同事又困难了，只要找到他，或者他知道了都会帮助。”武晓瑜继续补充道，“他经常把他自己的相机、镜头、闪光灯等摄影器材借给我用，我现在还拿着他的闪光灯。”
“镜头是一杆枪，只有用在对的地方才有力量。而对的地方，就是能触动人内心的地方。”这是武晓瑜对王健“让镜头思考起来”的进一步阐释。
王健，他能在很晚结束采访后，返回的途中看到固原羊上夜班；武晓瑜也能在深夜发完稿回家的路上，看到生活化的场景……
也许是这盏闪光灯，照亮了他们的记者生涯。
（图为武晓瑜老师拍摄）
封宏砚说：“王健老师有新闻人的情怀，有文学家的涵养。”
她与王健有相似的经历。大四，她在宁夏大学校报编辑部采访优秀校友时，认识了王健，后来在摄影选修课中和他有更深入的接触。“王健老师很善于挖掘一个人的特长，经常在课上提到学生发布的新闻稿、摄影作品，不断鼓励大家。” 封宏砚回想起这段经历时，双眼始终藏不住笑意。
遇到伯乐的她，加上自身对文字的喜爱，她从文学跨考到新闻专业。“王健老师就像老朋友一样，在学习和生活上关系和帮助每一个学生，从来不对谁有偏见。读研那会儿，他给我介绍了很多优秀的老师、给我的作品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指导意见、给我推荐实习工作……”封宏砚希望能继续在传统媒体工作，用笔、用心还原真相，记录时代的发展和变迁，传播更多的正能量。
（图为采访封宏砚师姐）
在这个浮躁的年代，在纷繁和竞争的状态中，在一息之间千变万化的生活里，我们也许为坚守新闻底线感到迷茫、不知所措。可停下来时，“王健之于健走，王健之于拍摄，王健之于写作，王健之于教学”早已印刻在我的心中……
（张强老师供图）
作者：陈静 潘嘉龙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