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长得高，瘦瘦的。他的面孔轮廓深邃，粗眉、高鼻梁，还有那双一眼就能让人记住的有神的眼睛。他的头上永远剃的发亮。如果仔细看，当他脱下工作服后，他的手上和脚上都有着许多颜色深浅不一的淤青。他，是一名列车乘务员。

他今年53岁，当列车乘务员也快三十年了。这不是他的第一份工作，据他回忆，他当时只是试一试的心态来应聘，没想到一眼就被看中了。“我第一次跟车的时候是在列车的餐车里当炊事员，那时非常高兴，觉得自己再也不用过以前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了。”他跟的车是绿皮火车，在现在出行都靠高铁的时代，绿皮火车似乎不是第一选择了，他觉得他也是如此。

零工

“我当时找了这份工作，就是图稳定，工资还算可以。如果没有这疫情，我可能还不会那么着急在闲暇时间打零工。”疫情之前，他所在列车的上班时间，是上七天休四天。疫情爆发后，很多列车都暂时停运了，其中就有他的那一趟车。他在家当了半年“闲人”，虽然还有基本工资够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，但新的问题也出现了——如果一直这样不工作，小孩上学的学费和其他费用就没有了。他想再找一份工作。但是像他这种没有学历，又上了年纪，还没有别的工作经验的人该去哪儿呢？于是他问了一些人，又去了广州，当起了零工。

零工分早班和晚班，他总是上晚班，只因为晚上的班比早上的时薪要多五块钱。广州的夏天，又闷又热，空气里混杂着汽车尾气和柏油路的味道，到了晚上更甚。那天下午他早早出了门，到了指定的仓库里发现人还没到，便去小贩那里买了十块钱的盒饭，以撑过这难熬的一晚上。许是很久没有干这种活儿，他显得不太熟练，旁边的人一直催着，他便也着了急，一个没注意，货物从手上滑落，他的脚上被砸出了一道血痕。但是他手上的活儿还是没有停下，“砸了一下而已，不干活就没有钱，没有钱，小孩怎么办”，提起他的孩子时他的神情缓和了些，“要读书的呀！不能像我们一样，没了技能，总是会被时代淘汰的”。

疫情慢慢在好转，他所在的列车也恢复了运行，但是每当他下了班还是会选择去打两天零工再回家。“疫情后就员工就改组了，列车上也不让有餐车，我就从炊事员变成了乘务员，我们也没有固定的线路，安排去哪里，就到哪里。前几年单位开始裁员了，多赚点钱总是好的，谁知道之后会怎么样呢？”打零工的好处是自由，哪里给的钱多就去哪里。每天工作时间是从晚上七点钟到早上七点钟，中间可以休息半小时，一般干完活儿会立马拿到钱。“钱攥在手里的时候，一晚上的疲惫一扫而空，因为我想着可以给孩子换一双新鞋了。”

缺失的家庭角色

他和他的妻子是在火车上因工作认识的。后来有了小孩，他一拍大腿，狠下心把当时的存款都拿了出来，在老家的镇上买了一个小房子。因为家里没有老人，她的妻子便辞去了火车上的工作，在家里当起了全职妈妈。因着他是本地人，老家离广州也不远，而且还有列车工作证，坐火车不用钱，回家倒也方便。他每班车下班后，就坐火车回家看看他的妻子和孩子。那时候倒也很轻松，一家人靠着他那一份工作生活着。几年后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。虽然他每班车都是上七休四，但是真正在家的时间也不超过三天。可以说，在家庭中，他的角色近乎缺失。

“有一次两个孩子一起发高烧，这个退了烧那个又开始，我只能一盆盆接冷水把毛巾打湿又拧干放在孩子头上，希望能降一下体温，一晚上都不敢合眼。凌晨五点钟的时候孩子又烧起来了，我想着要带他们去医院，但是天那么黑，路边连灯都没有，我很害怕。后来是打电话给孩子的大伯，让他陪着我们一起去医院的”，他的妻子说，“我一个人承担了两个人的角色”。

“我记得我小时候总是很期待爸爸回家，他会带我去买很多好吃的，还会去坐超市门口的摇摇车，但是我们现在几乎不怎么沟通了，尤其是上高中之后，我在别的市上学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的家。从小到大的家长会都是我妈去的。我知道爸爸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我很感恩，但是我们真的不太亲近。”提起他的妻子和孩子时候，他有些愧疚:“我确实错过了很多孩子的成长时刻，但是没办法。”

他的朋友圈里连续两年过年的时候都在工作。“有几年过年的时候他都不在家，春运总是要加班的，从年二十几开始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都是我一个人在忙活，我也不能怨他，这是他的工作，他也只能服从安排”，他的妻子苦笑道，“平时也就算了，毕竟过年嘛，总是希望一家团圆”。

（火车上的年夜饭）

光鲜亮丽的背后

“我家是我们那条街最早有音响的，那时候叫醒每家人的不是公鸡，而是我家的音乐声”，他的女儿说，“那时候邻居们看到这些新奇玩意儿总是调侃我‘你爸真有本事，在外面赚大钱了回来给你们买那么好的东西’，我当时还小，但是那天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骄傲，觉得爸爸真了不起，我们家有的东西别人没有。后来才知道，买这些娱乐产品的都是小钱，而隔壁邻居在说那话的后两年自己家起了一栋独栋大房子，我们家还是住着小瓦房”。

外人都觉得他这份工作很轻松、体面、工资高。然而他的工作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轻松，那么多年过去了工资也因为疫情改组不升反降，其中的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。跑长途车是昼夜不分的，他的生物钟总是有点紊乱——白天的时候他在睡觉，晚上的时候起来工作。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去餐车吃饭，他们为了提升盒饭的销量，通常会把盒饭放在铁皮小车里，车上面用白纱布盖着保温，然后推去硬座车厢和卧铺里面卖，一边推一边叫喊着“有炒粉炒面盒饭卖咧”。车上人少的时候还好，人一多就容易挤在过道里，有时候遇到不愿意让路的乘客，还会故意推他一下，他的手和脚一起撞到铁皮小推车上，次数多了，便形成大大小小的淤青。

有时候也会觉得没有被尊重。“有一次车上太挤，有一个旅客坐到了我们打开水的地方，考虑到车上的水温度都很高，我开始劝那位旅客往别的地方去坐，‘车上那么挤，等下别人打开水不小心撒到你身上就不好了’，结果他不仅不听劝，还朝我这边吐口水，但是最后我还是秉承着旅客安全第一的心，把他赶去了别的地方。”

车上设施不全，是没有可以提供洗澡的地方的，但是有专门的一节列车员休息室，里面和正常的卧铺没有区别，只是会把那节车厢的门上加个帘子，而且门是随时锁着的，白天车厢里不开窗帘也不开灯，比起旅客车厢的谈天说地，这里显得安静很多——因为随时有人在睡觉。在车上的这几天不能洗澡，简单的洗漱并不能把工作时沾上的油烟味洗掉。

他所在的单位有给他们提供住宿的地方，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破旧小区里。两个同事一起挤一间房，房间里只有一张木质沙发椅，两张床和一个吊扇。每层楼的右边有公共浴室和厕所。每人每个月交五百块钱租金，他把它称为“中转休息站”。下班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去洗澡，然后回家。有时候列车晚上到站，他就会在那间小房子里睡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再回家。

永远年轻的心

20年11月，他的朋友圈发了他和天安门合影的图并配文“二十年弹指一挥间，曾经的小伙子已然变成大叔”。言语间透露出对时间飞逝的感叹，但他的心依旧随着列车的响动而跳动着。

“我第一次跟车去的就是北京，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向往北京，没想到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愿望”，他说这些话时眼睛里闪着光，“我跑北京跑了十年，之后被调去了新疆、海南、青岛、烟台、上海等地，我跟着车跑遍了全国各地，我对这些地方都有很特殊的感情，列车是我和它们唯一的联系。”他说，他最喜欢的地方还是北京，那是他的梦开始的地方，尽管现在不再年轻，他的心依然会为那段在广州和北京往返的列车经历跳动着。

疫情这几年，两份工的压力使他的外表加速衰老，但他总是会把自己收拾的整整齐齐，用他的话说“总得穿的像个人儿样”。同他说话的时候他总是笑嘻嘻的，让人感觉很容易亲近，一点也不像工作了几十年的样子。

说话的间隙他已经收拾好东西，准备继续启程了。“下次见”，他说。

作者：陈梓倩